李一凡听完后，淡淡道：“林浩民等的，就是这个机会。”

“别怕。”他起身走到窗前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狠意，“我们早就准备好机制、数据、评估、项目逻辑。他们若真敢翻盘，我就让大夏社出一篇评论，把问题拉到‘文化转型的中央方向’上去看。”

“你立刻准备一个专题材料，核心观点是：星城市文化改革，不是政策突破，是政策承接；不是文化资本泛化，是信用工具制度化。”

“我亲自送到赵书记那儿。”

次日清晨，赵建国在办公厅文件上写下七个字：

“星城做法，值得鼓励。”

下午，大夏社发布深度评论文章：

《内容为本，信用为盾：一座城市的文化供给侧改革样本》

次日，大夏日报跟进社评：

“限娱不是限文化，制度不是枷锁，是杠杆。”

媒体风向至此彻底转向，而林浩民再无后手。

李一凡知道，在这场文化结构的暗流之中，他又顶住了一次。

但真正让他满意的，不是媒体跟风，不是领导支持，而是当天晚上，他收到一个匿名青年编剧的邮件：

“书记，我是一个北漂失败回星城的创作者，听说您在星城市推‘星芒平台’，我投了一份剧本，是讲我父亲下岗后当社区网格员的故事。谢谢您还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写点真东西。”

这一刻，他才真正觉得，制度，不只是纸面上的硬框架，它是支撑起一座城市希望的地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