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他制策大臣也跟着点首。

他们都是明白人，知道给块肉将底下的人吊着，的确更利于体系的稳定。

于是，接下来不久，袁可立这个吏部尚书便正式上题本，奏请改革吏制，给天下胥吏可以参加科举或铨叙为外官，也就是地方官的机会。

按照大明的官制，地方上的巡按御史、巡抚、总督这些其实属于京官，因为他们的真正官衔都是六部部堂或都察院风宪官。

所以，这些胥吏最高只可能做到布政使、按察使。

但这对于天下胥吏而言，已经是个积极的信号。

何况，对任外官或为国立功尽忠的胥吏出身者，还会择优选为京官培养。

虽然可能是很少的人，才会得到这个机会，但又怎么能不算是好事呢。

就如买彩票中五百万的机会虽然小，但只要有，哪怕是名义上有，就会有人愿意为此努力的。

大事开小会，小事开大会，制策司几个人议定的事，哪怕皇帝天启因为沉迷科技创造没有参与，也基本上会板上钉钉。

而接下来，在奏请皇帝于大朝会上宣布供群臣廷议时，已经不过是走个过场，群臣们也已经学乖了，而不会再提出异议，只对细节处补充一下。

所以，很快改吏制的诏书就正式向全国颁布。

而一时间，天下胥吏中，有进取心的皆奔走相告起来，自认自己有了光宗耀祖的机会。

许多胥吏因此开始存了进步的心思，而继续坚持积极推行新政，且积极保证新政不会在执行中变质，即便灵活执行新政时也开始是向利于社稷民生的方向执行，而不是只想办法利用新政为自己敛财。

句容典吏阎应元在看到这道诏旨的内容后，就存下了争取将来靠政绩考成出色继续进步的心思，并因而更加忘我地参与起县衙的工作来，且因此还缉捕到准备趁夜运走一批钢料去南方的奸商。

阎应元还连夜突击审问出了这些人的来历和所走私铁料的来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