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惯于在长江流域丘陵、沼泽地带作战的陶士行，也对这种地形状况头大如斗——同为丘陵，北方和南方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同啊，战术无可套用。

因此刘曜可以派小部骑兵南下骚扰，晋人却不可能搞什么“寇可往，我亦可往”。因为晋人多为步卒，一则行军速度慢，很难达成奇袭的效果，二则必须阵而后战，才能对抗草原骑兵，但这一路上就没有什么能够排开大军的地方啊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派小部队去，或者分道而行，那就是给刘曜送人头的；若遣大军谨慎前行，刘曜拉上马车，抢先就跑了，你上哪儿逮他去？晋人怕骚扰，是因为田地带不走，即便不是收获期，被战马来回踩踏一番，就会对明年的农耕造成很恶劣影响；胡人不怕骚扰，因为主要是畜养牲畜，随时都能够驱赶着换块地方去吃草——再贫瘠的土地，终非沙漠，粮食难产，难道会连杂草也不生么？

故此陶侃坚决反对出击去打高奴，裴该手按地图，反复筹划，最终也无计可施。于是他就暂时抛掉自己旧有的想法，反过来问陶侃：“然若不能痛击刘曜，使彼常来侵扰，我便须如在安定时所规划，沿边筑堡，层层设防，如此还如何挥师东向平阳，以逐胡虏啊？陶君可有教我？”

安定郡内终究地广人稀，又不当与胡汉接触的最前线，主要筑点儿碉堡，防止游牧民族深入其境就行了，即便彭夫护再来侵扰，在缺乏内应的情况下，不大可能造成太大破坏。冯翊就不同了，一水之隔就是平阳和河东，是对敌的最前线，而且南部平原地区是关中主要粮仓之一。倘若一个不慎，被胡骑下了平，农业生产必然遭受严重破坏；而若正当自己渡河去打平阳的时候，刘曜抄掠后路，也可能使得整场军事行动宣告失败。

一旦放了胡骑入平，则长安以北，再少天险，整个关中局势都会岌岌可危。为什么在原本历史上，索綝、麴允等人困守愁城，最终还是被刘曜攻破了长安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，更没有胆量将胡骑驱之于冯翊以北，导致渭水河谷遭受反复蹂躏，再加上司马保断绝陇道，则粮秣日蹙，这连吃都吃不饱的军队，还怎么可能守得住长安城呢？

裴该当日趁着刘曜暂时北归的机会，克复并死守大荔，就是为了保住这一片膏腴之地，他可不想一招不慎，再把这头老虎放过来啊。刘曜目前只是侵扰，但若被他屡屡得手，再加在高奴积聚，则一旦自己东攻平阳之时，会不会趁机发动全面猛攻啊？那自己还有可能顺利东渡黄河么？

陶侃听到裴该之问，低垂着头考虑了好一会儿，这才缓缓说道：“我倒是有上中下三策，请大司马选择……”

裴该一听啥，又是三策？古人啊，你们就没点儿新鲜的说辞吗？哦，好吧，其实我也很习惯说三策来着……当即注目陶士行，态度诚恳地说：“陶君可明言，该洗耳恭听。”

陶侃首先伸出一枚手指来，说：“其实所谓下策，便是大司马适才所言，沿边筑堡，以防胡扰。大司马与陶某云，于安定郡内，自朝那至临泾，筑十九堡，近两千人；相比之下，冯翊正面较窄，地势更险，以侃筹划，东西十堡足矣。然而安定以北，虚除所据，刘曜势不能将主力往扰安定，却可能将主力来扰冯翊，是故各堡屯兵，起码三百之数。

“由此刘曜残匪，于两郡间便可牵制我五千人马，况乎还有其间的北地郡。五六千军并粮草供输，不是小数，倘真如此，大司马可用以东渡以击平阳之军必寡，十成胜算，折为七成。

“且但知固垒，则战与不战，操之敌手，是刘曜可安稳积聚，以趁我弊。再者，军行若水，其势无形，若其有形，必有破绽。刘曜若知我筑垒所在，便可寻隙南侵，即便沿边修筑长城，亦非万全，况乎堡垒？彼可合力攻我，我若分守各堡，力分则弱，若聚守一处，又恐其以虚军当正面，而以实军兜抄我后。

“总而言之，此下策也。”

裴该不住颔首，说陶君你分析得很对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才想出的筑堡固守之策。那么你既然说这是下策，想必所谋另两策要高妙得多了——“请示中策。”

陶侃说中策么，就是以戎当胡——

“安定及冯翊北部，耕地绝少，难实晋民、筑大城，且即欲迁民实边，田土也非二三载可以收获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