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校对外的宣传口径，是讲授经学，推广圣人之教，提高士人的儒学修养，而且倘若学有所成，能得校长举荐，还可直接在行台出仕为官。不过就目前的状况，裴该不认为学校里真能教出什么经世济民的大才来——儒家其实重于修身，对于治国的手法相对粗劣——若是董老先生真有所荐，也一律塞进秘书班底去，负责文书工作可也。

根据裴该和董景道商议的结果，最终颁行了招生制度七条、考勤制度及校律三十二条，以及考核制度十三条。虽然是行台下属的学宫，却面对“全世界”召生，不限制学生的籍贯和民族——当然啦，外国人是不可能千里迢迢到长安来就学的，如今终非大唐盛世，但即便胡、羯、氐、羌，只要有一定的学术底子，也准其应试入学。

倘若刘渊、刘聪仍在，相信以他们的学问，是足可以进入学校学习的。

自然，若外族而入长安学校，自然等同于归化；同时，就目前为止，尚无外族前来报名——终究外族中中国化程度较深，少年即苦学经典的，估计也就屠各刘姓显贵，眼下差不多已经被裴该和洛阳政权杀光了……

学校才刚开始招生，入学的多为雍州士人子弟——有世家，也有寒门。根据报上来的统计数字，已有学生三十七名，普遍而言，凡寒门出身者多数已经成年，世家子弟则以十六七岁者居多。

因为即便关中的二三流家门，其族内师资力量、学习资源都比较充分，若非慕董老先生之名，未必肯让子弟去读这种寄宿学校。而且虽然裴该开始颁行考试制度，世家的仕宦门路仍比寒门为广——大不了由亲朋援引，去洛阳任官好了——且在祖纳的关注下，洛阳也已重开太学，距离虽远，终究是国家一流学府啊，岂是才开张的行台学宫可比？

若为寒门，则往往书籍难寻，良师难觅，普遍三四十都不能通读一经的大有人在。且即便学富五车，也未必就能做官，一旦错过了上次考试，就只能先跑学校来寻求门路啦。

董老先生不打算把行台学宫办成初等学校，他认为初级教育，那是各县各乡自己的事儿，岂可全都推诿给长安行台呢？裴该倒是有普及教育的意图，但因为经费局促，目前也只能暂依老先生所言。

所以入学考试，主要分为两部分：一是问经，不求有多么高深的见解，你起码得能通读一经，于其非繁难之处，可以大致讲解吧；二是试文，诗赋皆可，要求文通字顺，而且书法可观。两试通过，即可入学，然后按照水平的高低，分成上、中、下三舍。

下舍而通晓一经者，可升中舍；中舍而能兼习两经者，可升上舍；上舍品学兼优，乃可望出仕。为了避免学生只是来学校混吃混喝的，学律定得很严，且若下舍三年不能升中舍，或中舍三年不能升上舍，或上舍三年不能得到校长推荐的，一律开革。

讲课还是按照这年月官学或私学的习惯，只说五经——在裴该的一再要求下，多加了一门史学——分经授课。每日定下课程，午前或午后，由某师于某室说某经，学生不必报名，到时候揣着书籍，提着坐垫，抱着水杯去听讲就是了。坐席有规定，上舍生在前，中舍生在中，下舍生只能坐后排甚至于靠边儿站。

古时授课，往往先生端坐于前，摇头晃脑，只是干讲，裴该特意“发明”了黑板和粉笔——用石灰加水制成，彩笔不易搞，白笔则易制——以授董老先生。不过先生既然是坐着讲课的，转身写板书实在麻烦，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风格：

一种先生干脆立而不坐，于黑板前往来踱步，方便板书，导致学生也必须站着听课——否则就是不敬先生啊；一种先生会预先把自己所要讲的重点写在黑板上，省得到时候再往起站；一种先生会指定某个自己赏识的上舍生，呆在边儿上，帮忙板书；当然也有几位先生仍旧按老规矩，教授竟日，不着一字……

此外，先生当然也会给自己器重的学生上小课；学生若前去求教先生问题，先生多半会看人下菜碟——我不喜欢的学生就不教，你自己听大课，或者找同学问去。

长安学校目前师资力量并不强，但先生数量足够，校长董景道以下，竟达十六名之多，基本上一天排六到八堂课——肯定在时间上会有冲突，好在学生有限，教室不缺。先生五日一休，其它时间，即便没排课也都要到校，等着学生上门好解答疑难——大部分情况下，则只是读书、假寐而已，倒也轻松愉悦。

学生的食宿费全免，由学校统一安排，不过少数贵家子弟，还是习惯每日让家中送饭来，而且隔三岔五便离校别居。此外，裴该还印刷了一批经书——虽说他并不感冒儒学，但基于现状，前两年印刷工坊新开，就先刻的是五经之版，所印行销关中、河南等地，每套价至两千钱——分发给学生，但声明只是租借，离校要还，破损要赔。纸张、笔墨等物，学校也免费提供，但有定额，超出部分自己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