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回来说，钱凤言“陶士行乃宿将”，言下之意，王应终究年轻，他不可能是陶侃的对手啊。一旦被陶侃击败了柴桑和芜湖方面的水军，则我军折损将半，恐怕到时候明公您再将武昌之军往攻，也难以占据压倒性优势了。

“或者，此正陶士行之愿也，期以将我军分而击破。故而以臣愚见，有邓伯山守石头，华人便万马千军，不能遽渡，且虑我水师尚在，即渡亦不敢全力而攻建康。明公不妨亲率主力东向，会合公子所部，一并往攻陶士行，期以一鼓破之。”

王敦还在犹豫：“我在武昌，控扼中游，尚须防备华人攻荆襄，岂可擅离啊？”

钱凤回答道：“若华人攻荆襄，而明公往救，终究是逆水行舟，军迟且钝。且即便击退华人，而建康已下，又当如何处？不如先破陶侃，即可使公子率军前往建康，遏阻华寇南渡，明公再将主力西援——荆襄之得失，非此战之关键也。”

钱凤虽然也料想不到，王含竟然那么废物，而荆襄一月即平，但考虑总体战局，华人分兵数路，大举来侵，你想要在各个方向上全都封堵住终究是不现实的。只要水师主力尚在，荆襄就算丢了，也有望再拿回来；但若建康失守，那便大势去矣。

王敦思忖过后，最终认可了钱凤所言，当即留一部步军守备武昌，自将全部舟船，浩荡东下，旋于柴桑会合了王应所部，帆樯遮天蔽日，直往芜湖方面航去，以期与沈充东西夹击，一鼓而击垮华朝的江上水师。

第六十四章 长江水战

钱凤对于战局的分析，确实是正确的，但对陶侃的策谋，他却毫无所查——这也正常，在情报并不完善的前提下，他若还能事事料敌先机，那简直都不是千古名将，而是妖人了，况乎钱士仪即便名将、名参谋也还算不上呢。

与钱凤考虑的正好相反，陶侃就担心柴桑水军先发来攻，而王敦迟一两日落于其后。因为他自知水面作战，己军要弱于晋军，则即便能够先摧破沈充、王应，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损之船再迎战王敦，胜算实在渺茫啊。

这不比在陆地上，从武昌到芜湖，千里之遥，我先胜一场后有充足的时间休整——船行顺流而下，那可是快得很的。

因此陶侃事先便在从柴桑到芜湖之间的长江北岸，密布堡垒，以狼烟作为讯号，随时汇报敌军的动向。当听说先从武昌方面开来无数大船，复汇合了柴桑水军，一并东下后，陶士行不禁仰天而笑：“此天佑我华也！”

他这时候正在芜湖跟沈充对战，但是沈士居纯取守势，水陆相互策应，防御得极为严密——如其先前所言，要为王敦阻遏华舟十日，看起来是完全办得到的。只是陶士行也并没有全力攻打，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面的晋军水师主力。

——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，即便我打垮了当面之敌，直取建康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王敦数日后便将浩荡来援，而我军才能渡过多少去？真当建康彻底不设防，轻松可下哪？邓岳可还守在石头城呢。

当即下令，燃烽，依计而行。

……

再说王敦会合了王应，有楼船二十余艘，蒙冲、斗舰数百，其余走舸、小艇千余之数，这甚至有可能在整个世界上，都属于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——若论江河之军，则必居首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