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获猎物会让穆宗化身散财童子，而被搅扰猎场的穆宗就会化身魔鬼下凡，于是“爱民如子”的穆宗下达过一道诏书：凡是我要游幸的地方，务必提前高立标识，让百姓滚远点儿，否则死啦死啦滴。

还有一次，久旱不雨，穆宗就立在船头祈雨，并说如果不下雨就一直站着，直到下雨或自己驾崩，结果上天被感动，应声降雨。

《辽史》用了二十个字总结了穆宗的十八年：荒耽于酒，畋猎无厌，赏罚无章，朝政不视，嗜杀不已。

事实上，穆宗的“躺平”只是一种手段，他不是摆烂，他也想挣扎自救。即便是《辽史》这类正史，也与事实存在一定偏差，或是粉饰或是抹黑，穆宗恰恰属于被抹黑的一类。等我们后文梳理更多的细节，就会发现穆宗其实没有那么不堪。毕竟……书写这段历史的人，就是弑杀他的嫌疑人，后文详述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

《契丹国志》痛心疾首地发出疑问：太祖、太宗栉风沐雨、虎视中原，怎么到了世宗、穆宗这里就突然转变画风了呢？随后无奈地给出解释：也许是上天不佑大辽，否则怎么生出这么个货色！

穆宗的昏暴令人发指，但如果非要刨根问底，恐怕这口锅也不能完全甩给他一个人。也许《契丹国志》歪打正着，说到了点子上——国运。

这不是封建迷信或宿命论，而是契丹创业初期积攒的矛盾的集中爆发。

好比一家初创企业，在跑马圈地的初期阶段，疯狂增长的业绩掩盖了一切隐患和内部矛盾，而当进入成熟期之后，边际效应愈发明显，即便加大成本投入，利润的增长也逐渐变得迟缓，甚至陷入停滞，这就是企业的第二个阶段——利益的存量竞争，零和博弈。

而绝大多数初创团队，往往都是死在第二个阶段。

一个新生政权也经常如此。辽国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标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