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新中国看来，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“革命”很不彻底，甚至可以打上“印修”的标记。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，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“魔鬼一般”的行为了。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，那就更不必多说了。

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。

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，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，废除种姓制度，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。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，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，但也“享受”着压迫最低层的“贱民”带来的好处福利，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，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。

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“独立”，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，如甘地的国大党，绿教党，社民党之类的政党（注：四十年代时的印度，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，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。），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。

在中苏两家眼里，这些党派，不敢发动群众，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，满脑子都是想着在“上等人”和“富人”、中产、小资中间活动，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“慈悲”获得解放的党派，本身就是连“修正主义者”都不如的“革命浪漫主义者”。

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，他们的立场、主张、作为，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关于“封建社会主义”的文字，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。

“法国和英国的贵族，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，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。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，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。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。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。但是，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。为了激起同情，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，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，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。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：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。

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，半是挽歌，半是谤文；半是过去的回音，半是未来的恫吓；它有时也能用辛辣、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，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。

为了拉拢人民，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。但是，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，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，于是就哈哈大笑，一哄而散。他们责备资产阶级，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，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……因此，在政治实践中，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，屈尊拾取金苹果，不顾信义、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、甜菜和烧酒的买卖。

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，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。

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，是再容易不过了。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，反对婚姻，反对国家吗？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、独身和禁欲、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？基督教的社会主义，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。”

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“贵族革命党”时所用的话，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，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，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，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：如将贵族替换成“高种姓的革命者”，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，僧侣、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。

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，英属印度的境内，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：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，一边继续进行“和平闹事”，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立建国。另一边，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，却东、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，在打击印共一事上，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。

“被英国人殖民，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。（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）被布尔什维克解放，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。”

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，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。

在宣传上，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，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，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，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，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，指责他们“分裂印度”，无耻的“强盗和流氓”。